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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贩世家

陆文夫

　　小贩而称世家，有点不伦不类；此地只能望文生义，说是有个叫朱源达的人，他家世世代代是做小贩的。朱源达家从哪朝哪代便开始做小贩？没有考证过；都是贩卖的哪种货品？也难一一说清楚。只记得三十二年前，我到这条巷子里来定居时，头一天黄昏以后，便听见远处传来一阵阵敲竹梆子的声音，那声音很有节奏：笃笃笃、笃笃、嘀嘀嘀笃；

　　嘀嘀嘀、笃笃、嘀嘀笃，虽然只有两个音符，可那轻重疾徐、抑扬顿挫的变化很多，在夜暗的笼罩之中，总觉得是在呼唤着、叙说着什么。

　　我推开临街的长窗往下看，见巷子的尽头有一团亮光，光晕映在两壁的白粉墙上，嗖嗖地向前，好像夜神在巡游。渐渐地清楚了，原来是一副油漆亮堂的馄饨担子，担子上冒着水汽，红泥锅腔里燃烧着柴火。那挑担子的便是朱源达，当年十七八岁，高而精瘦。担子的旁边走着一个头发斑白，步履蹒跚的老头，那是朱源达的父亲。他再也挑不动了，正在把担子向儿子交付，敲着竹梆子走在前面，向儿子指明他一生所走过的、能够卖掉馄饨而又坎坷不平的小路。

　　那时候我没有职业，全靠帮几个兼课太多的国文教员批改学生的作文簿，分一点粉笔灰下的余尘，对付着生活。这活儿不好干啊，夜夜熬着灯火！那嘀嘀笃笃的竹梆子声，夜夜从我的窗下经过，出去总在黄昏，回来得却有早有迟，通常都在京戏散场之后。

　　如果有谁熬过冬天的长夜，身上衣衫单薄，室内没有火炉，那窗外朔风像尖刀似的刺透窗棂，那飘洒的夜雨变成了在瓦垄上跳动的雪珠；十二点钟以后，世界成了一座冰窟，人冻僵了，只有那紧缩着的心在一阵阵地颤抖。这时候，五分钱一碗的小馄饨，热气腾腾，可以添汤，可以加辣，那是多么巨大的引诱，多么美好的享受！几乎是从头一天开始，我便成了朱源达的主顾。后来成了习惯，每当京戏馆的锣鼓停歇以后，我便不时地把视线离开作文簿，侧起头来，等待着那使人感到温暖的梆子声。

　　朱源达敲过来了，敲得比他父亲好，有一种跳跃的感觉，显得顽皮而欢乐。快到我的窗下时，那竹梆子简直是在喊话：“吃、吃，快点儿吃；快点儿快点儿，吃吃吃！”如果我的动作迟了一点，朱源达便歇下担子叫唤：

　　“高先生，下来暖和暖和。”

　　我慌忙下楼，站在朱源达的担子旁边，看着他投下馄饨，扇旺泥炉，听着他叙述这一晚做生意的经过。他的话很多，东搭西搭，一大连串，使你在等吃馄饨的时候不感到焦急，不感到寂寞。

　　“今晚生意很好。”他总是这样开头，好像他的生意从来就没有坏过，“散戏馆的辰光，起码有二十个人围着我的担子转。

　　急死人啦，肉馅儿不够！不瞒你说，那最后的几碗馄饨，肉馅只有一半……呃，你这一碗是特意留着的，肉包得很多。”

　　他用铜勺搅动着锅里的馄饨，向我证明：“你看，一个个都是胖鼓鼓的。”

　　我笑着说：“不管你肉多肉少，我只要多加辣椒！”

　　朱源达顺水推舟：“天冷啊！要不要再来一碗？”

　　“好的，可你的肉馅儿已经卖完。”

　　朱源达爽朗地笑起来，狡黠地眨眨眼睛：“高先生，要是让你来卖小馄饨，准定是蚀光老本！做买卖的只能说货色不够卖，人家就买得快；你说肉馅没有了，他连馄饨皮子都要的！”说着便从小碗橱里拿出肉钵，向我的面前一伸：“看，还不够你吃的！”他咯咯地笑着，十分得意。

　　我也笑起来了，好像看见变戏法的人很幽默地把自己的骗术故意说破。

　　那时候我也不觉得朱源达有什么奸诈欺骗，唯利是图。我觉得他想多卖几碗小馄饨，就等于我想多改几本作文簿，都是为了那艰难的生活。他夜夜为我送来温暖，我能够多买他一碗，简直是涸泽之鱼相濡以沫。

　　解放以后我有了职业，在教育部门当了干部。虽说工作也忙，却用不着夜夜去熬灯火；虽说工资也不高，却对那五分钱一碗的小馄饨看不上眼了。如果看京戏回来晚了，街上有面馆，一毛五分钱一碗的肉丝汤面比小馄饨好，何况大模大样地坐馆子，要比站在摊子旁边，缩起肩膀捧着个碗体面得多！

　　那竹梆子的声音还是夜夜从我的窗下经过，那声音却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了顽皮与欢乐，又像在呼唤着、叙说着什么。

　　我也很少碰到朱源达了，当他深夜敲着竹梆子回来时，我已经入了梦乡，偶尔听到几声笃笃，朦胧中还有一种温暖的感觉，但也非常模糊，非常遥远。大概是五八年以后，到店里去吃面要排队了，于是我突然想起已经好久没有听到深夜的竹梆子，觉得可惜，也觉得少了点什么。但是自从经过反右斗争之后，我怎么也不敢恋旧，不仅要说服自己，而且要说服别人，社会主义应该整齐划一，不应该有个资本主义的小贩深夜游转在街头。我为朱源达庆幸，他已经挣脱了沉重的枷锁，投入了大跃进的洪流！

　　事情出乎意料。朱源达不敲竹梆子了，却在大白天挑着柳条筐串街走巷，悠悠荡荡，形色仓皇，躲躲闪闪的，春天卖杨梅，秋天卖菱藕，夏天卖西瓜，冬天放只炉子在屋檐下，卖烘山芋。有时候还卖青菜、黄豆芽、活鸡和鱼虾，简直闹不清他究竟在贩卖些什么。院子里有人家来了不速之客，常听见主妇悄悄地命令当家的：“到朱源达家去一趟，看看可有什么东西？”我从来不向朱源达买东西，也不许爱人和孩子们去，认为买他的东西便是用行动支持了自发的资本主义。记得有一年的中秋节，机关里的反右倾正进行得火热。我和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一场舌战之后，回家时月亮已经升到了中天。

　　满城桂子飘香，月色如水。斗争是如此的猛烈，景色却如此的幽美，我的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好像这个世界的格调很不统一。走过一座小石桥的时候，忽然发现朱源达在桥头上摆的地摊，一筐是水红菱，一筐是白生生的嫩藕。我立刻停了下来，真想买一点回去，这是传统的中秋果品，不见已有多年。可是我迟疑着，因为眼前不是国营水果店，而是黑市摊头。

　　朱源达凑上来了：“高同志，买点儿回去吧。你看，多新鲜，这东西现在国营商店里买不到，说是有一点，跟我的货色也不能比。他那是什么水红菱呀，老的咬不动，嫩的干瘪得有臭味！”朱源达把菱筐颠簸了一下，表示他的货色是表里如一。他的话还是那么多，还是变着法儿叫人买他的东西。

　　我一听，唔！气味不对。他的论调和机关里的那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简直如出一辙，污蔑社会主义！我不想斗争朱源达，但是得开导他几句，也是与人为善：“你呀，以后讲话要注意。这种小买卖嘛，还是趁早歇手，这是资本主义的细胞，很快要被消灭！”

　　朱源达一惊：“怎么，要抓小贩啦？”

　　“不是抓，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，迟早要被消灭。”

　　朱源达笑起来了：“你放心，消灭不了的。有人愿买，有人愿卖，国营商店里又不卖，你看怎么消灭？”

　　“怎……怎么消灭呀，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消灭掉了，还在乎什么小商小贩的！”这种话是我在斗争会上常用的杀手锏，说起来带有很浓的火药味，是任何人都招架不了的。

　　朱源达连忙点头哈腰：“是是，高同志，我是无知无识的人，不懂世面，今后还请你多照顾。”说着，慌忙挑起担子往回走，生怕我会抓他似的。

　　看着朱源达踉跄而去的背影，我有点后悔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当年站在他的担子旁边吃小馄饨，怎么也没有想到要把他消灭，而且还结下了一定的友谊。朱源达渐渐地走远了，我弄不明白，我和他之间的距离是怎样产生的。

　　我很想再碰到朱源达，向他笑笑，点点头，说几句平和的话，表明友谊还是存在的。想不到朱源达却跑到我的楼上来了，很拘谨地坐在藤椅子上，打量着我的房间里的陈设：“高同志，你现在好了，记得那年你生病，叫我送一碗馄饨上楼，那时候你只有一张板床，一张破台子，真可怜。”

　　我记起这件事来了，不无感激地笑笑，但是心里却在盘算：“他来找我有什么事情？”说老实话，自从反右以后，我和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怕作私下往来，以免惹出点什么事，有口难辩。朱源达很会鉴貌辨色，连忙说明来意：“高同志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在我认识的人当中，只有你是懂文墨的，所以来请你写个东西。”

　　“写什么？！”我对落笔更害怕。

　　“检讨。”

　　还好，写检讨可以。“检讨什么呢？”

　　“投机倒把呗，其他能有什么东西。”朱源达说得很轻飘，无所谓。

　　我叹了口气：“又卖高价啦！”

　　“其实也不算高价，我买来的虾每斤四角，卖出的是六角。跑三里路就要蚀掉一斤秤，虾在路上会滴水。算下来，熬了一夜天，跑了六十里，也不过赚了两三块钱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你们在办公室里漫谈一天，还要比我多赚点。”

　　我听了很不舒服：“这怎么好比呀，我们是为人民服务，你是为了自己赚钱！”

　　朱源达也不服：“我不是为人民服务呀？我不服务他那油锅里有虾炸吗？”

　　咦！这是什么歪理，必须予以反击。我站起身来，指指戳戳地说：“你卖官价就是为人民服务，卖高价就是投机倒把的行为，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！”

　　朱源达突然意识到他所处的地位，像皮球泄了气：“好同志哎，你不做买卖，不懂价钱。货真才能价实，菜场里根本就没有货，那牌价只能挂在那里哄人，是假的！”

　　“你敢！……”我接受了上次的教训，把过分重的话忍在肚里，但还是向前跨了一步，气势汹汹的。

　　朱源达连忙抱拳打拱：“好好，我不说了，求求你，替我写个检讨吧。”

　　这下子被我抓住了：“你既然没有错，还写检讨做啥？不写！”

　　朱源达拉住我的袖子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揉皱了的纸：“啊啊，别生气，我错，我是资本主义！随你怎么写都可以，写得高点！老朋友啦，我十几岁的时候便认识你！”

　　我的心软下来了，坐到写字台旁，拿起笔，可是不得不问一问：“你能保证下次不犯吗？”

　　“保……证……保证保证，保证下次放得机灵点！”朱源达对我眨眨眼睛，又像年轻时那么狡黠。

　　我忍不住放下了笔，真心诚意地劝说他：“你呀，人很聪明，手脚麻利，又肯吃苦，为什么不去做工，或者到商店里当个营业员什么的。哪样工作不受人尊敬？何必像个老鼠似的被人赶来赶去！”

　　朱源达的脸色暗淡下来，呆呆地坐在藤椅子上，双手交叉在胸前，半晌才吐出几个字：“我……不能。”

　　“为什么不能呢？”我把椅子向前拖了一点，开始替他分析，“主要是自私自利的思想在作怪，这是万恶之源，资本主义就是靠它产生的，要下决心改造。当然，从唯利是图变得大公无私，很不容易，是需要有一个痛苦的过程。就拿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来说吧，改造起来也是很痛苦的。”

　　朱源达十分惊讶：“你们也痛苦吗？”

　　“痛苦得很哩。”

　　“不不，不要客气。你们夫妻俩都是干部，每月能拿一百多，风不愁，雨不愁，到了十号发工资。要是能把你们的痛苦换给我呀，我就升到天堂里去啦！”

　　“那那……你为什么不去做工，工人……干部……”我没防着朱源达来这一手，简直有点语无伦次。

　　“我去做工，一窍不通，一月能拿几个钱？”

　　“拿……拿……拿三四十块总可以的。”

　　朱源达跳起来了：“高同志呀，我有四个孩子，再加上父母，一家八口人，这三四十块够养活谁？难道我是天生的贱货，不要脸，只要钱！你没有看见过啊！孩子饿得哭，老婆淌眼泪，那比尖刀剜心还疼啊！我……我直不起腰，抬不起头……”朱源达哽住了，刷刷地流下了眼泪。

　　我好像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，好像站在高楼上放眼明媚的大千世界时，突然看见就在楼下还有一块阴暗潮湿的地面，它破坏了人们的豪情，弄脏了美丽的画面。我不敢多想，只能在思想上筑起一堵高墙：这是个别的，暂时的。对这个别而又暂时的朱源达，我又无法替他找到出路，无法对他加以安慰，只好迅速地、含糊其辞地为他写了个检讨塞在他的手里。

　　从此我对爱人和孩子撤消了禁令，让他们去向朱源达买东西。我觉得朱源达不会成为资本家，如果我算是无产阶级的话，他这个资产阶级怎么会比我还要穷和累？直到三年困难之后，开放了自由市场，我为朱源达高兴，这下子明确了，他不算是资本主义；紧接着又抓阶级斗争，这下子又糊涂了，他好像还是资本主义！含含糊糊拉倒吧！平地一声惊雷！“文化大革命”吹响了进军的号角，要消灭一切资本主义！实在是冤枉，我也挨了一顿批斗，因为我觉得每月拿了工资，总得努力办事，也不能老是“等因奉此”，个人总得拿点主意，这就成了积极推行资反路线。我心里有气，好，从此以后混在人群里，十个指头一样齐。我混在人群里看大字报，看抄家、游街和批斗。看多了也心慌，总觉得不像是在过日子似的。还是小巷子里安静些，生活还像河水似的向前奔流。所以每天上下班便不走大街，穿着小巷跑来回。

　　小巷子里慢慢地也出现了大字报，但都很不醒目，纸不大，字也写得歪歪斜斜，看起来很吃力，所以也不曾注意。后来仔细一看，内容十分奇异！其中没有什么资反路线；残酷镇压、惊人惨案等等的东西，都是些十分具体的事情：谁曾经打过人，谁在楼上把污水倒在人家的天井里，谁和谁曾经养过私生子，谁又和谁轧姘头。而且也用了极其可怕的词句，什么无情镇压、荒淫无耻、勒令交代……我看了心情沉重，仿佛看到这里也有无数的人在互相揪着头发厮打，起因都是鸡毛蒜皮。政治迟早会作出结论，这私仇怎么了结！我不想再看下去，转身东拐，经过了朱源达家的门口。

　　朱源达家的大门敞开着，他家没有后窗，堂屋里昏昏的。我突然大吃一惊，只见朱源达在昏暗之中立在一张长板凳上，垂手低头，好像被吊在那里。他的头发被剃掉了一半，左颊青紫，左眼肿得像核桃似的。门旁贴了一张白纸，上写：资本主义黑窝，朱源达必须低头认罪！限二十四小时内交出犯罪的工具！

　　朱源达没有看见我，我也不敢多看朱源达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应该向谁低头认罪。向我吗？我补天无术，问心有愧！

　　我匆匆地掠过朱源达家。再一看，那些在巷子里卖大饼的，开老虎灶的，摆剃头摊的，绱鞋子的，家家门前都有一张白纸，署名都是“捣黑窝战斗队”。我感到事情不妙，朱源达要沉没在这一场灾难里了！“文化大革命”要铲除一切资本主义赖以产生的土壤哩，不铲他朱源达铲谁？

　　果然不错。二十四小时之后来了一帮捣黑窝的。有的拖着铁棍，有的仿照江湖奇侠的样子，一把系着红绸的明晃晃的大刀斜插在腰眼里。巷子里的孩子们闹嚷嚷地跟在后面：“抄家啦，看抄家去！”

　　我在楼上犹豫了半晌，去看看呢，还是不去？按照当时的防身之道，最好是不要单独涉足这种是非之地。可是我忍不住要去见识一下，他们到一个贫困的小贩家抄什么东西？等我到达的时候，战斗队已经开始了战斗。这不像抄老干部的家，也不像抄知识分子的家。抄这些人的家时，着重点是四旧、信件、日记、原稿之类。而被抄的人往往是默默地站在一边，用一种悲愤的目光看着自己毕生的事业、珍贵的纪念、人类的智慧产品消失在烟尘里。那邪恶的化身在行动时，毕竟还披着一件庄严的外衣。

　　抄朱源达的家可不同啊，那场面是十分惊心动魄的。老远便听见哭喊、喧嚷、呼唤、嚎叫、杂物的破碎和折裂，还有壮胆助威的口号声……朱源达家成了格斗场，里面打得乒乓山响，一团团的灰尘喷到大门的外面。柳条筐被抛出去了，用大刀斩得粉碎。因为这是犯罪的工具，用它卖过菱藕。菜篮也逃不了，拎过鱼虾的。缸盆一只只地飞出来，在石街沿上摔成十八瓣，这些东西都是做过黄豆芽的。铅桶不知何罪，也被铁棍敲瘪。每抢出一件东西，便是一阵孩子的哭声，女子的嚎叫。孩子们死命地拖住柳条筐，这是他们活命的东西；朱源达的妻子紧抱着瓦盆，这里面还有舍不得吃的绿豆。争夺啊，厮打，翻滚，流血；哭声和吼叫声混成一片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堂皇的理论怎么会制造出海盗的行为！

　　馄饨担子终于被拖出来了，朱源达像疯子似的在后面追：

　　“救命呀，饶了它吧！”

　　我多么熟悉这副馄饨担啊，我知道它一生除掉给人以温饱外，没有犯过什么罪。何况它本身是那么精致、小巧，有碗橱、有水缸、有柴房、有利用余热的汤罐、有放置油盐佐料的地方，简直是一座微型的活动厨房，如果在飞机上设计一个餐厅，它都有参考的价值。我真想挺身而出，来保护这并不值钱的文物，可是我没有胆量，只能看着这精致的馄饨担——骆驼担，被大刀和铁棍砍砸得木片乱飞，灰尘四溢。

　　黑窝捣完了也就完了，没人无休止地叫朱源达交代和检讨。这点倒也爽快，可是朱源达的生计却成了问题。第三天的黄昏以后，我看见朱源达的妻子领着四个孩子走过我的楼下，每人的手里都有一根绳子……天明时五个人先后回来了，每人都背着一大捆废纸。这也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恩赐，大街小巷里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，最后总要变成废纸，捡废纸也能卖钱，捡得多的每日能卖四五块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！谁也没有想到那些叫人发疯和自杀的大字报，竟能拯救朱源达的一家于水火之中！事物的功过实在难以评说。

　　朱源达在家里养伤，我去看过他一次。他的话还是很多，讲起了许多往事：“高同志，我真后悔呀，当初应该听你的话，趁大跃进的时候，夫妻俩都混到厂里去。养不活家小又怕啥呀，把孩子拖到工会里去讨救济，共产党不会饿死人的！该死，我何必爱那么一点面子，脸上的肉是不值钱的！咳，我太相信自己，总以为凭自己的努力能把孩子拉扯大的。现在好了，老婆孩子都拉到街上去捡垃圾！……”朱源达一连串地说下去，好像替自己的前半生作出了小结。

　　我只好劝他：“别急，先把身体养好，将来……哎，那馄饨担子砸了真可惜。”

　　这时候，报纸上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口号：“我们也有两只手，不在城里吃闲饭！”据说是哪个城市的居民提出来的。我对居民提出的口号并不介意，只注意干部要大批全家下放，可

　　不能把我也列在名单里，忙着去找军代表、工宣队，这一场无声的战斗也是十分惊心动魄的！

　　很幸运，我没有被下放。朱源达却含着眼泪来向我告别，他的一家被下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了。我这才明白“我们也有两只手，不在城里吃闲饭”的意义。谁在城市吃闲饭哪，当然是

　　没有职业的，朱源达算不上有职业，应属吃闲饭之列，找谁讲都是没有用的。

　　我和朱源达对坐着，默默无言。他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着我，我用一种羞愧的眼光看着他，我不知道哪一点比他强，每逢风浪来时我能躲让，他却无法逃避！即使我逃不了而被下放，

　　那工资还是少不了的。朱源达临走之前，从包里拿出一样东西，说：“昨天收拾破烂的时候，在墙角里发现了它，当劈柴烧了可惜，送给你做个纪念。”说着把那个竹梆子递到我的面前。

　　我双手接过竹梆子，仔细打量：这是一块六寸长的半圆形的毛竹板，没有任何秘密，可是在朱源达的手掌里却能发出那么美妙的音响：由于几代人的摩挲，手汗、油渍的浸染，那竹

　　板乌泽发光，像块铜镜似的。朱源达把它送给我，也可能是要我记住他曾经在这儿住过，并且也曾经为别人做过一点事体。

　　朱源达一家从巷子里消失了，消失的时候很是热闹，敲锣打鼓地贴上了喜报，还有“光荣户”三个字写在旁边。黑窝怎么又变成光荣户了，真是眼睛一眨，老母鸡变鸭。

　　和朱源达同时消失的，巷子里还有四家，一家是干部；其余的是开老虎灶的，摆剃头摊的，绱鞋子的，这都属于吃闲饭之列。从此以后，泡开水来回要走一里多路，绱鞋子起码要等二十天，老年人要理个发，也得到大街上去排队。老太太开始骂啦：“是哪个没窍的想出来的，说人家是在城里吃闲饭，他们到乡下吃闲饭去啰，你也就别想喝开水，老头子哎，干脆留辫子吧，别剃头！”

　　朱源达一去八年，没有音讯。直到今年春天，听人说朱源达的两个儿子招工回来了，都分配在工厂里。后来听说朱源达回来了，而且托人带来口信，说是要向我讨一样东西。我一听便知道，准定是来讨那竹梆子的。因为这时候人们都在谈论着社会服务、商业网点、老虎灶和馄饨担什么的。朱源达回来，当然要重操旧业。我把那个竹梆子找了出来，揩拂干净，放在手边。在那乌泽发光的铜镜里面，我仿佛又见到红泥锅腔里的柴火在燃烧，又听到那嘀嘀笃笃的声音响彻在深夜的街头巷尾，停歇在一个个亮着灯光的窗前。那窗内也许是一个大学生，也许是一个喜爱钻研的青年工人，也许是一个两鬓风霜的长者吧。他们深感失去的时间太多，而且又没有太多的库存。他们个人所作的努力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生活，可是他们的生活也需要有人送来温暖和方便。二十多年的时间，才使我明白了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。

　　也是一个黄昏，朱源达叩响了我家的大门，他和我的爱人说着话，一路嚷嚷着上楼。那声音和脚步都在跳跃，就像他年轻时敲的竹梆子，那么欢乐而顽皮。青春不能常在，精神却是

　　可以返老还童的。“哎哟哟，老高同志。回来一个多月了忙着找房子，报户口，不曾有时间来看你。想不到啊，要不是粉碎了‘四人帮’，哪会有今天！”朱源达的声音响亮，眉飞色舞，和当年的神态完全两样。

　　我看了欢喜，觉得他真的是直起了腰，抬起了头，忙说：“啊，快请坐。”

　　朱源达向藤椅上一坐，抢先掏出一包好烟，一人一枝，一一点燃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，一连串地叙述着他在农村生活的八年。那些生活我都知道，并不是田园牧歌式的，可是朱源达说起来样样都是胜利，即使卖光了破家具，也都是卖得了好价钱。说完了打量着我的房间，不以为然地摇摇头：“还是老样子嘛，怎么没有变？”那口吻是对我房间里的陈设有点瞧不起。

　　我笑着说：“东西没有变，人变了。”

　　“哪，还有说的，再不变就没有日子了！”朱源达把新上装拉拉直，“你看，我这不是一个筋斗跌到了青云里！两个儿子回来了，全民。两个姑娘在县里，大集体。还有个晚生的阿五呢，我要让他读到大学毕业。四只铁饭碗，一只金饭碗，只只当当响，铁棍子也砸不碎啰！”朱源达乐哈哈的，十分轻松，也十分得意。

　　我连忙把竹梆子送到朱源达面前：“你还是去挑馄饨担子，祝贺你重新开张复业！”

　　朱源达翻着白眼，好像不明白我是什么用意，跟着就是脸色微微地一红，把我那拿着竹梆子的手推到旁边：“你你……你这是和我开玩笑什么的！”他的表情尴尬，好像一个财大气粗的人突然被揭出了以往的瘪三行为。

　　我连忙声明：“不不，不开玩笑，现在允许个体经营了，生活也有这种需要，巷子里的人都在牵记你！”

　　朱源达把头一仰：“咄，还叫我挑馄饨担呀？”

　　我一想，对了。那像艺术品一样的馄饨担子已经砸烂了，一时也造不起来，便说：“那就烘山芋吧，那玩意老少都爱吃，现在就是看不见！”

　　朱源达对我笑笑，狡黠地眨眨眼睛：“老实告诉你吧，劳动科本来也要我在里弄里摆个馄饨摊什么的，我给他们来了一点滑稽，嘿哈，已经到厂里报到啦，就是工种有点不满意。我本

　　来想去看大门，他们却叫我到车间扫铁屑。扫就扫吧，混混也可以，总比烘山芋省心思，省力气。”他把这个小小的滑稽告诉我，就像当年把肉钵头伸到我的面前。

　　我没有什么幽默的感觉，只是叹了口气：“哎，何必呢，你不挑馄饨担子，你的儿子也不会再挑，真可惜！”

　　“可惜！有什么可惜的？”朱源达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挺起腰，“从今以后，我不比任何人矮一头！”

　　“本来也不矮，都是为人民服务的。”

　　“还为人民服务哪！你忘啦，那是小资本主义，要消灭的，

　　我差点儿把命都送在黑窝里！”朱源达突然激动起来，嗓音有点发抖，哆嗦着掏出那包好烟，“来来，再抽一枝，别谈那种倒霉的事情。我今天是来向你找点儿复习材料，让我家阿五看看，准备考大学。”

　　考大学我并不反对，连忙找了几份油印材料递到朱源达的手里。

　　朱源达千谢万谢，向我告别。临行时再三邀请我哪天到他家去喝两杯：“来吧，别怕吃不起，五只铁饭碗月月会满起来的！”

　　楼下的大门吱呀一响，我下意识地推开了临街的长窗，好像要发现一副冒着热气的馄饨担子移过来；好像要听到那笃笃的响声掠过去……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夹着油印材料的朱源达，渐渐地消失在夜暗里。我有点失望，但也不敢对朱源达有意见。

　　这些年来我和别人都伤害过他，打击过各种各样的个人努力。到头来大家都想捧只铁饭碗，省心思，省力气。那铁饭碗到月也不会太满吧，可那锅子里的饭却老是不够分的！

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三日

　　关于作者

　　陆文夫（1928-3-23－2005-7-9），江苏泰兴人，曾任苏州文联副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。在50年文学生涯中，陆文夫在小说、散文、文艺评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，他以《献身》、《小贩世家》、《围墙》、《清高》、《美食家》等优秀作品和《小说门外谈》等文论集饮誉文坛，深受中外读者的喜爱。